【基本事件】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1月1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應美國財長姆努欽、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邀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于1月30～31日訪美，就中美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1月22日，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年會在瑞士達沃斯開幕，由于美國政府關門，特朗普先后取消了自己和整個美國代表團的會議行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視頻連線這一“特殊方式”參會，并在講話中表示對即將與中國舉行的貿易談判持樂觀態度，認為兩個大國之間的沖突可以避免。但他在為特朗普及其一系列政策吆喝的同時，卻不忘渲染中國威脅，將中國經濟模式形容為“威脅”，稱中美關系進程將“取決于美國所堅持的原則”，“希望中國采取與之相一致的政策”。

由此可見，盡管表面的貿易問題可以談，但美國對華問題的癥結仍是體制問題，仍是意識形態問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1月24日給出的觀點是：中美兩國完全解決貿易問題前路漫漫，但兩國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很大。目前這一輪談判的最后期限是3月1日。

【分析與解讀】

在劉鶴副總理即將赴美之際，我們也來梳理一下當前的一些主流觀點傾向及美方在這段時間的一些動作：

 特朗普及特朗普政府內閣成員的觀點傾向

美國總統特朗普1月23日的表態是：無論是否與中國達成協議，對美國的影響都不大，認為中國非常希望達成協議。

商務部長羅斯：貿易涉及許多問題，不僅僅是大豆和液化天然氣，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問題，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執行機制和對不遵守所達成協議的懲罰。羅斯還表示，美國的舉措使得“相當多的公司”從中國遷往美國，以及“越南和其他低收入地區”。

美國財長姆努欽1月24日表示，美中兩國的貿易磋商“取得了很大進展”，匯率問題也將是討論議題之一。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強制轉讓技術、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外資持股限制仍然是特朗普關心的首要問題，“總統已經多次表示這有多么重要，他不會讓步的”。

美國國會議員則繼續呼吁特朗普在針對中國貿易行為的“戰斗”中拉攏盟友。上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已經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討論了中國問題，透露出的觀點是：議員們認為中國早就應該進行結構改革，但迫于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爭取一些盟友共同反對中國的做法對美國有好處。

分析認為，目前無法確定是，特朗普總統是否會接受與中國達成一項大量購買的協議從而開放一些市場準入，還是堅持進行真正的結構性改革。在2018年12月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后，中方已提出向美國開放市場準入，購買數十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并減少貿易順差，但美國要求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目標是知識產權盜竊和強制技術轉讓政策等。

 美國影響力智庫/商業團體的觀點傾向

1.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

CSIS高級顧問、前商務部官員Bill Reinsch在一次活動上表示，“截至目前，美國人一直在抵制”一項以采購為重點的交易。

CSIS中國商業和政治經濟項目主管Scott Kennedy表示，特朗普團隊或將向特朗普提出兩項論據：其一指向中國經濟的所謂惡化，這意味著主動權完全掌握在美國手中，特朗普就經常表示其實施的征稅措施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困境；其二指向美國股市和總統民調數據的下降，認為總統需要一個“勝利”，這意味著特朗普將堅持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談判目標。

分析認為，上述兩種觀點的可能性占比為51:49，但股市的因素可能會最終占據上風，因為這是決定特朗普政府是否能以更加鷹派的傾向采取行動的最大制約因素。

2. 美國全國商會和中國美國商會

美國全國商會和中國美國商會就美國如何與中國談判解決“中國制造2025”的問題發布了一套全面的建議報告，該報告長達143頁，旨在幫助美國確定需要中國修改的法律和政策，并在WTO建立“新的紀律”。

美國與中國達成的協議應確保中國解決下列有害的政府政策，例如旨在“培育國有和國家支持的龍頭企業”的政策措施；不透明的外國投資審批、監管政策和執法；旨在幫助國內企業和實現產業政策目標的政策；國有企業和市場上其他行為者的非商業性行為，認為他們不僅在政府的影響下，而且在黨的影響下行事，常常會損害外國投資者的利益；等等。報告建議，此次談判中達成的任何涉及補貼、國有企業和技術轉讓的雙邊承諾也應以多邊方式通過，包括WTO。

報告在4個附件中詳細闡述了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其中，附件一專門討論跨部門和特定行業的成員企業的問題；附件二和附件三提出了解決技術轉讓的關切以及跟蹤“中國制造2025”中相關政策措施的建議；附件四則提出了設置高標準、新標準的建議，以遏制中國在監管、技術轉讓和市場準入方面的“不當做法”。此外，報告建議還涉及設立一項“強有力的獨立的執行機制”。其中，強制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本地化是許多美國投資者重點關注的問題，同時建議在2012年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范本的基礎上增加一項新的跨境數據條款。

在涉及透明度問題上，報告提出了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包括許可證審批程序需要的明確性和及時性；在行政訴訟中的保密信息保護機制；澄清尋求司法審查的權利；在司法程序中評估和質疑證據的機會；以及公布行政聽證程序；等等。此外，還有涉及國有企業和“國家行動”的措辭，這些則將受制于國家間和投資者與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機制。

（機工智庫研究員  羅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