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向WTO總理事會提交的該項建議提出的4項標準為：（1）該成員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2）G20成員國之一；（3）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的國家；或（4）在全球商品貿易（進出口）的占比不低于0.5%的WTO成員將不具備享有特殊和差別待遇資格。

事實上，針對發展中成員的指責，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上臺以來就出現了跡象，并自2018年之后隨著改革WTO計劃的推進而愈演愈烈。美國的邏輯是，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涉及人的平均壽命、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來看，中國的HDI高于國際平均水平。此外，美國還指出，新加坡、韓國和香港地區的HDI也已經超過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智利和阿根廷已經接近OECD的平均水平。

從經濟角度看，中國的GDP從1995年到2017年增長了587%，同樣印度1995年的GDP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還要少10%，但到2017年已經比該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大50%。美國認為，在其他幾個國際機構中，經合組織成員被視為“發達”國家地位的基準，而經合組織的幾個國家包括墨西哥、土耳其、智利和韓國在WTO都聲稱是享有發展中成員的權利。此外，美國稱，新加坡、香港地區和韓國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發達經濟體”。美國辯稱，這么多成員不正當地宣稱是發展中成員，會傷害那些真正需要發展中成員地位帶來利益的WTO成員（即最不發達成員）。

特殊和差別待遇是涉發展中成員問題的核心，而中國又是這一問題的核心，因為美國指責中國不再是發展中成員，不應享受這些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2018年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曾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表示了對當前WTO規則的“失望”，認為當前的WTO規則為諸如中國之類的“所謂”發展中成員提供了規避其應盡國際規則義務的機會，認為中國善于利用WTO這一多邊貿易規則體系當前存在的“漏洞”而發展成為當前的貿易大國，認為WTO規則不僅沒有對中國的貿易行為起到規制作用反而是為其形成了“助力”，而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作為WTO這一多邊貿易體系的創始成員之一，卻越來越無法從該體制中獲得有利于美國的“話語權”。同時，美國也深感國際規則對于其解決貿易問題、重塑美國領導者地位的重要性，美國需要的是具有美國絕對主導性的國際規則，因此特朗普當前一方面在推動WTO規則體制的現代化改革，一方面也在推進基于美國規則、美國中心的新的國際規則體系的構建。

2月25日，美國再次拒絕WTO上訴機構成員人選的提名，理由是美國擔心其過度擴張和“無視規則”，稱上訴機構濫用其在爭端解決機制內賦予的權利，破壞了該系統的合法性，損害了所有WTO成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