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政府完成新一輪的更迭，新政府對華政策逐漸浮出水面。從目前的趨勢來看，美國目前尚無意改變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政策，在對華科技政策問題上改弦更張的可能性也不夠大，對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執行將會繼續下去。

2020年，中美貨物貿易產品出現部分結構變化。中國進口農產品1627.4億元，增長了66.9%，進口大豆、豬肉、棉花、原油分別增長了56.3%、223.8%、121.7%和88%。顯然，中美貨物貿易受到雙邊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影響比較大。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的進口急劇增加。既然拜登政府短期內沒有表現出松動或緩和的態勢。中國繼續加大進口美國上述產品的趨勢將會延續。

但是這并不是說雙方沒有可能建立新的經貿合作領域。隨著在2月底重返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美國在氣候變化領域重新表現出活躍態勢，以重建其在這一領域的全球領導權，體現出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領導力。在氣候變化領域，美國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與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中國合作。拜登無論在選舉前和當選后也均表現出希望合作的態度。中國在2020年年底宣布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值，2060年實現碳中和。從外交的角度來看，雙方在氣候變化上正在嘗試建立默契。

氣候變化雖然是個政治話題，但在本質上它是一個經濟話題。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實現碳中和，這關乎能源領域的結構性轉變，即人類的生產活動所需能源要從化石能源轉向可再生能源。由于可再生能源所具有的一些特點，對電網等基礎設施提出新的要求，進而帶動基礎設施的新投資，引發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迭代和市場發展。此外，大量的新能源投資又將會驅動綠色金融的發展。其中，光伏生產和新能源汽車兩個領域，中美之間已存在較多合作。中國正在加速開放金融領域，這無疑也對中美之間在綠色金融合作有所幫助。這是一條很長的產業鏈，為雙邊提供了合作的契機，也將為中美經濟結構的優化提供一定的幫助。

但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合作上依然存在著新舊障礙。一方面是在全球性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責任分配問題。即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舊會以話語霸權對中國施壓，試圖迫使中國采取更加激進的措施而付出經濟代價；另一方面，則是中美雙邊在氣候變化經濟利益上的糾葛。2012年和2014年美國對中國風電和光伏發電發動的“雙反”調查至今歷歷在目。而綠色電網由于涉及安全問題等敏感領域，準入門檻很高。在經歷了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摩擦后，中美應該如何準確定位彼此需求，以氣候變化為契機邁開合作的第一步，仍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