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實施減稅政策；四年后，拜登提議將聯邦企業所得稅稅率從目前的21%上調至28%，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呼吁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這絕非把減下來的稅再加回來那么簡單。在業內人士看來，美國這一加一減，雖然舉措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保持美國稅收體制、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是換了一種方式的‘美國優先’，只不過它這次是要把盟友團結起來罷了。”中國貿促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姚為群告訴《中國貿易報》記者，至于美國呼吁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它的一些盟友或將跟隨，一些經濟上依賴于美國的國家或許也會跟隨。

“這說明了目前美國有足夠的企業稅收提升空間。美國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稅率長期呈現下降的趨勢，當前美國稅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與經合組織（OECD）其他國家相比也處于最低水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石先進認為，這種稅率差不利于美國企業海外競爭，“若外國企業在美國本土享受較低的稅率，美國企業會感到不公平。”

籌集資金用于美國經濟建設，是美國加稅并呼吁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因素之一。拜登已經推出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近期提出約2.2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一攬子計劃，未來可能還會有制造業支持計劃、清潔能源計劃。對此，石先進說：“這些大規模計劃都需要資金支持。美國海外擁有大量跨國企業，同時美國國內也有大量跨國企業，這些企業為這些計劃提供了可觀的稅基。”

除了籌集資金之外，還不得不考慮美國提出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長期背景。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學家梁國勇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企業稅負水平呈現出持續下降趨勢，自1980年代初的約40%降至目前的約23%。各國、各地區的企業稅負水平差異很大，使跨國公司利潤向一些“稅收洼地”大量集中。一些跨國公司，特別是科技巨頭累計了巨量現金，并將很多資金存在境外，這讓跨國公司母國和其他國家發生了較大爭議。

尤其是近二十年間，各國為吸引外資爭相減稅。OECD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8年，全球有76個經濟體降低了企業稅，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有些國家為減少企業負擔，進一步下調稅率。

“世界經濟中一直存在各國企業稅率差異對跨國公司經營活動和財務行為產生影響的問題。一方面，稅收成本會影響跨國公司的選址決策，影響國際投資的流向；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各國企業稅率水平的差異進行跨境稅務籌劃，降低整體稅收負擔。問題主要來自后者。”梁國勇說，這難免對國際經濟活動帶來一定扭曲，并造成稅基侵蝕。因此，由OECD等發起的相關國際倡議一直在致力于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也帶來了一些改觀。

目前，一些國家已經對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提議作出了回應。

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對此有些期待，對于這些國家而言，這不僅可以提高各國企業所得稅收入，還將使得資本可以互相之間自由流動，跨國企業也不會將利潤轉移至低稅區，進而考慮在這些國家設立總部，或增加業務。

愛爾蘭等歐洲低稅率國家則持保留意見。在歐洲，愛爾蘭的稅率較低，僅為12.5%，低稅收是該國吸引國際投資的手段之一，有報道稱，愛爾蘭2020年征收的企業稅總額僅有118億歐元。

此外，美國之前還參與了由OECD牽頭與約140個國家的會談，希望就最低稅率問題達成全球協議，但各方尚未達成一致。

對此，姚為群分析說，稅收政策涉及財政主權，財政主權背后則是國家的政治主權，各國都不會輕易上交主權，“因此，這項提議一時之間還難以達成一致。”

目前來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依然面臨著一些挑戰，需要激活市場主體的活力，貿然提高稅率并不合適。石先進分析說，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今年3月中旬以來全球每日新增感染病例呈逆轉趨勢，而目前全球疫苗注射人口不足10%，因此在此時提出增稅計劃，可能會阻礙經濟復蘇。

“中國要依據自己的國情來確定稅率。從更宏觀的中國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需要從穩增長、保就業、增收入、擴消費和遏通脹五個視角出發，以應對包括稅率調整在內的一些不確定因素進行科學研判，就可為決策提供確定性的元素。”姚為群強調說，影響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的因素不止稅率，還要考慮各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營商環境，尤其是營商環境的好與壞，事關企業的感受度和獲得感。在全球產業鏈正在重構的當下，無論這次美國的提議是否在全球范圍內達成一致，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都是保持吸引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