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我國企業加速“走出去”，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飆升，其占比遠遠領先發展中國家。這有利彌補中國產業鏈上的短板，如技術、管理、創意等，但也不可避免地遇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殺手锏——技術遏制。面對中國企業的大量收購行為，美歐正在強化所謂的安全審查機制，針對中國投資行保護主義之實。

2013~2015年，中國企業共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74起審查，比加拿大（49起）、英國（47起）和日本（40起）高出許多。2016年，CFIUS對外商投資的審查達172宗新高，突破了2008年155宗的年度最高審查紀錄，中國仍是最大的被審查國。2017年CFIUS進一步從嚴審查中國企業收購美國技術企業的交易，導致相關收購規模總量比2016年大跌87%。顯然，中國已成為被CFIUS審查最多的國家，但中國對美投資無論存量還是流量都遠在上述國家之后。被審查的交易主要涉及半導體、IT服務和硬件等基礎設施核心技術部門。當前，美政府正在評估針對中國投資啟動《緊急權利法案》的可能性，意圖對中國投資實施新的限制，以遏制中國收購其敏感技術。

除了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有關部門也在收緊對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審查，其中甚至還有聯合的“味道”。如2016年德國政府叫停中國企業收購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其中就有美國情報機關的“功勞”。因此，以技術和市場控制為目的、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中國收購已不再是個別案例，而是美歐少數國家對中國海外投資的一種基本態度，中國應引起足夠重視。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圍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過去主要停留在貿易層面，如美國的出口管制以及過去經常使用最近又搬出來的“301調查”。隨著中國海外投資增加，西方對技術通過投資渠道向中國轉移和外溢也日益警覺。

這一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是中國技術進步、產業升級讓發達國家感到了巨大壓力。2015年中國提出了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讓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感到了威脅。歐洲智庫布魯蓋爾2017年7月發布報告認為，中國在科技領域已經實現了飛速發展，正在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中國高科技制造業附加值在2010年就已經超越了歐盟，僅次于美國，并且中美的差距在2014年已經十分接近。從工業技術水平來看，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客觀上已經從分處世界經濟競爭的不同階梯中走到了一起，雙方在產業結構上必然加速重疊，尤其在高端產業中的競爭將逐漸大于合作。

客觀原因是最近幾年中國企業對海外的技術性企業的并購擴張速度驚人，讓被并購的國家產生一種應激性恐慌情緒。自2014年起中國對美高科技和創新密集型行業的直接投資迅速增加，3年平均每年投資額達90億美元。美國內憂慮情緒開始蔓延，擔心中國投資會對美國創新產業和長遠競爭力產生潛在影響。特朗普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更強調要“保護”美國經濟繁榮，中國注定要成為美國保護主義矛頭所指向的目標。美國的做法既有出于阻止技術向中國轉移的目的，也有出于遏制中國具有技術優勢的企業向美國市場滲透的目的。

面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市場壁壘，中國對美等某些西方國家的投資將暫時進入瓶頸期，中國應事先謀劃，避免因戰略誤判而浪費有限的資源。

首先，盡量避免以收購方式投資美國等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敏感性行業。

外資“審查權”賦予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政治干預權”，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成長為世界創新大國和強國所必須承受的政治壓力。眼下來看，國有企業或者并購交易涉及高科技領域的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風險極高。規避美國政治風險的途徑之一是剝離被收購企業的敏感技術和產品，之二是采取綠地投資方式。

其次，有選擇地投資“一帶一路”合作中的發達國家。

西方國家并非鐵板一塊，美國未能阻擋其同盟國家加入AIIB就是最好例證。因此，中國仍有機會加大對部分發達國家的投資以獲取其優質技術、品牌、管理等。2017年9月，中資背景私募基金CanyonBridge就成功收購了一家英國芯片設計公司，而恰恰在此一周前，這家公司在美國的收購被拒。當然，對這些發達國家的投資也始終要關注可能驟升的政治風險。

再次，利用技術優勢，加大在“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力度。

西方不亮東方亮。美國等發達國家對自身技術優勢的保護態度以及對中國技術優勢所表現出的保守態度，只能使其陷入技術進步的死循環。中國反其道而行之：以開放共享的姿態，用普惠、穩定、成熟的技術改變人們的生活。“一帶一路”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開放治理模式，把中國高鐵、大工程技術、輸電技術、云計算、北斗導航等一大批先進技術帶到了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甚至拉美，中國技術正在全球改善民生、造福人類。中國正在迎來對“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布局投資的最佳時機。

最后，加大力度保障中國海外投資利益，包括：

建立一整套科學完備的政治風險評估、預警和應對體系，降低企業海外投資成本；加快對外投資立法，完善對外投資管理制度；簽訂（或升級）雙邊、區域以及多邊條約并利用國際經濟組織來為中國對外投資提供法律保障；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成立為契機，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援助與對外投資統籌推進的做法。

作者：商務部研究院外貿所副所長

資料來源：國際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