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濤，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曾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二十余年，歷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副司長、司長等，長期從事國際收支、匯率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等問題的研究。

通常認為，貿易摩擦對順差國來講更為不利。然而，以外貿依存度而不是貿易差額來衡量一國經濟對另一國的依賴程度可能更為科學合理。無論用全口徑還是窄口徑的外貿依存度看，都是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上升，而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下降。從經濟彼此的依賴程度看，在貿易領域挑戰中國，美方未必是穩操勝算。隨著關稅措施的打擊面不斷擴大，美方將會自食其果。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管濤

一、問題的提出

通常，衡量一國外貿依存度是用貨物貿易進出口額比GDP總額。據此測算，中國外貿依存度自2006年達到64.0%的頂點后開始回落，到2017年降至33.5%（見圖1）。這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為主的一個重要例證。

日前，國務院原副秘書長江小涓提出，如果用進出口額比制造業增加值的話，則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改善程度不大。2006年時最高達到197.1%，到2017年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達到114.2%（見圖2）。接著，江小涓進一步指出，中國總體經濟對外依存度的下降靠的是服務業比重的提高和服務業比較低的對外依存度形成的，所以說這些年內需作用的增強主要源于服務業。這給我們研究當前一國經濟的整體和雙邊外貿依存度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并可以從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方面，考慮到貨物貿易進出口中不僅有工業品還有農產品，衡量一國外貿依存度時，分母可以進一步擴大為一二產業增加值合計（簡稱為“非服務業增加值”）。為與常用的外貿

依存度概念做區分，我們把“進出口額/GDP”稱之為全口徑外貿依存度，把“進出口額/非服務業增加值”稱之為窄口徑外貿依存度。

另一方面，考慮到進口和出口都與國內投資和消費有關，也都是國內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而并非簡單的貿易逆差就絕對拖累經濟增長的邏輯，所以，也可以雙邊貨物貿易進出口額與非服務業增加值之比，來衡量一國經濟對另一國的外貿依存度。

運用上述分析框架來研究當前中美雙邊貿易關系，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結論及經濟涵義。

二、中美兩國兩種口徑的

外貿依存度對比

（一）從全口徑外貿依存度看，中國高于美國，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也大于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2017年，中國全口徑外貿依存度為33.5%，低于2001年剛加入世貿組織時38.1%的水平，但高于美國同期水平（見圖1）。

2017年，中國對美全口徑外貿依存度為4.8%，高于美國對華全口徑外貿依存度3.3%的水平。但是，與2001年相比，中國對美國的外貿依存度下降了1.2個百分點，美國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則是上升了（見圖3）。

（二）從窄口徑外貿依存度看，美國高于中國，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則大于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

2017年，中國窄口徑外貿依存度為69.3%，低于美國的101.2%。此消彼長的拐點發生在2008年，當時中國為97.5%，美國為105.8%，此前的2003～2007年均是中國高于美國的水平。這反映了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成果，中國目前的窄口徑外貿依存度與2001年64.7%的水平大體相當（見圖4）。

2017年，中國對美窄口徑外貿依存度為9.9%，低于美國對華窄口徑外貿依存度16.4%的水平。這個轉折點發生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年，當時中國是10.9%，美國是12.3%，美國對華窄口徑外貿依存度首次超過中國對美外貿依存度，此前的2001～2008年都是中國高于美國（見圖5）。

此外，無論用全口徑還是窄口徑的外貿依存度看，都是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上升，而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下降。事實上，雙方外貿統計數據也印證了這一發展趨勢：從中方看，對美進出口額在中國的占比由2001年的15.8%降至2017年的14.3%；從美方看，對華進出口額在美國的占比同期由6.4%升至16.2%（見圖6）。

三、兩種口徑的外貿依存度顯示貿易摩擦對中美兩國經濟的影響大相徑庭

通常認為，貿易摩擦對順差國而言更為不利。然而，以外貿依存度而不是貿易差額來衡量一國經濟對另一國的依賴程度可能更為科學合理。尤其對于美國而言，因為美元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美國扮演著全球“最后消費者”的角色，形成了“美國購買全球商品、全球購買美國國債”的國際經濟“雙循環”格局。所以，基于互利共贏、商業自愿基礎上的進口和貿易逆差對美國來講都不是絕對的壞事。不存在所謂美國對哪個國家逆差，就是美國吃虧。據美方研究結果顯示，當前美國有260萬個工作崗位與中美雙邊貿易有關，每個美國家庭從對華貿易中每年可以節省850美元。至于說是美國幫助順差國重建了對方經濟，更是無稽之談。難道說，現總統當年搞房地產開發，都是靠工程方的施舍嗎？

從全口徑外貿依存度看，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大于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由此自然得出，貿易沖突對于中國經濟的傷害將大于對美國的傷害，貿易戰美國非常容易贏。然而，從窄口徑外貿依存度看，結論則截然相反，是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大于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后者的經濟涵義則似乎預示著，美國對華采取的單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確有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之嫌。

近日，美國商務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7月份，美國耐用品訂單初值環比下降1.7%，高于預期的下降1%，更是遠低于前值增長0.8%，這是自1月份以來的最大跌幅。據解釋，這主要反映了飛機和零件的預訂數量的下降，民用飛機訂單7月份下降35.4%，而軍方則下降34.6%。此前有報道，波音公司7月份收到30份訂單，低于6月份的233份。這既說明飛機制造業在美國制造業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但也說明美國制造業部門體量小，在飛機制造業的集中度過高，受該行業的冷暖起伏影響大。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分析貿易爭端對相關方的影響。

首先，如果不是歧視進口，而是將之與出口同等對待的話，顯然，在貿易沖突中，不論中方是否采取反制措施，美國向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在打向中國的同時也就是在打向自己。尤其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下，短期難以找到中國進口商品的替代者，則這種自傷程度就更高。顯然，中方被迫采取的數量與質量相結合的反制措施，進一步加大了這種損害程度。正如紐約聯儲近期的研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政府在全球范圍內加征關稅引發的貿易戰無法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不僅因為其他國家會對美國征收報復性關稅，還因為美國公司制造出口商品的成本也會增加，這降低了美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

其次，鑒于美國非服務業部門經濟體量遠小于中國（其產值約相當于中國的2/3，見圖7），很難講美方受到的沖擊就一定小于中方。特別是美國現在四面開火、廣泛樹敵，美國農業和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部門更是嚴重承壓。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舉行聽證會時，絕大部分與會代表齊聲反對也就不難理解了。日前，美聯儲公布的8月份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紀要顯示，貿易政策及貿易爭端是重要的風險。如果出現有關貿易政策的大規模持久爭端，可能對企業信心、投資支出和就業造成負面影響。而且，關稅大范圍提高也會削弱美國家庭的購買力，降低生產力和干擾供應鏈，影響經濟復蘇。因此，美聯儲官員們表示，全球貿易爭端上升以及其對通脹的影響，會對下一步利率決策產生影響。

再次，哪怕大部分人不受貿易沖突的影響甚至是受益者，他們一般是“沉默的大多數”，而唯有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哪怕他們只是少數，才會表達不滿、提起訴求。可以預見的是，后者將逐漸成長為越來越強大的遏制逆全球化浪潮的美國國內勢力，進而通過游說或者選票影響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包括限制美國總統的貿易政策權力。況且，如果在貿易糾紛中制造業受損，這本身也不符合美國政府早就提出來的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的計劃。一旦成為事實，這本身也有可能促使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改弦更張。

貿易紛爭不是中國想要的，而是美國強加于中國的。從經濟彼此的依賴程度看，在貿易領域挑戰中國，美方未必是穩操勝算。相信，不久的將來，隨著關稅措施的打擊面不斷擴大，美方將會自食其果。事實將會教育美方，貿易戰不是那么容易贏的，對話而非對抗才是貿易糾紛理性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