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造成新供給沖擊以來，逆全球化浪潮再次襲來。除了全球整體貿易表現存在邊際放緩趨勢，主要貿易出口國對外貿易表現出現了不同程度分化。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分析，制造業出口國貿易順差縮小，甚至出現貿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國貿易順差增加。程實分析了其原因，并指出，全球化的潮流不會倒退，中國正積極探索穩外貿的應對之道；對內保價穩供，上下游剪刀差不斷縮小，對外強調供應鏈安全，擴大市場需求增加產品粘性，并堅持對外開放與審慎克制的宏觀政策基調，努力跨越全球化浪潮中的逆流險灘。

全球主要出口國貿易表現分化，中國對外貿易溯流而上。程實分析，根據世貿組織 (WTO)發布最新貿易數據預測，預計2022 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將增長3.0%，低于之前預測的 4.7%，預計2023年全球貿易量將增長3.4%。除了全球整體貿易表現有邊際放緩趨勢，主要貿易出口國對外貿易表現也出現了不同程度分化，表現為制造業出口國貿易順差縮小，甚至出現貿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國貿易順差增加。對于全球主要的制造業大國：德國今年4月貿易順差僅 8億歐元(遠低于歷史同期，同比下降 95%)，日本今年1-7 月貿易逆差共計9.4萬億日元(去年同期實現貿易順差1.2 萬億日元)，韓國今年7月貿易逆差48 億美元(去年同期貿易順差18億美元)，制造業新起之秀越南今年5月貿易逆差17億美元。與此同時，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國，俄羅斯今年 1 月貿易順差212億美元，今年6月加拿大貿易順差50億加元、澳大利亞貿易順差177億澳元、 印尼貿易順差51億美元，均都高于歷史同期水平。然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與貿易大國，今年1-7月貿易順差累計4823億美元，同比增加62%，是年內最大增幅。

以量補價與價格傳導的機制受阻。程實分析，根據貿易差額的計算公式，可以發現導致今年不同類型的國家貿易表現分化的原因主要是兩種傳導機制的不暢通。從出口的角度來看，以量補價的失利。今年，由于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且幅度加大，美元指數一路高企，致使非美元貨幣普遍貶值。Bozet al.(2017)測算得出，若美元兌所有其他貨幣升值1%，預測世界貿易總量在一年內將下降0.6-0.8%。基于出口價格的角度，盡管非美國家對美國可能出口價格相對降低，增加了出口商品競爭力，但是由于非美貨幣普遍貶值，故而對非美國家出口價格，仍是取決于兩國本幣的相對匯率，價格優勢并不能完全展現。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元升值，本國出口貨品價格對美元雖略占優勢，但這是基于“以量補價”渠道暢通的理想情況而言。然而，今年全球經濟普遍放緩，大多數經濟體內部都面臨著經濟增長的困境，尤其是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衰退預期不斷升高，直接削弱了對于進口產品的需求，“以量補價”并不總是成立，出口量下降(外圍需求)與出口價格降低(匯率)或將同時出現。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上下游價格傳導不暢。由于能源/原材料進口依賴較高的制造業國家受制于大宗商品的高企，致使原材料價格一路攀升，上游行業產品也隨之漲價，使得中下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著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程實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價格傳導機制失敗，對于處于中下游外貿企業而言，出口價格上漲幅度遠不及進口原材料價格上漲幅度。與此同時，因為經濟增速放緩引致的內外末端需求疲弱又進一步削弱了中下游企業的定價能力。在來自成本與收入的雙重壓力之下，壓縮了中企業利潤。

不僅如此，出口企業還面臨人力成本上升、運輸受阻、航運成本提升、匯率波動加劇等因素，給出口企業帶來更大壓力。程實分析，相比之下，中國前期保價穩供兜底生產效果顯著，PPI 顯著回落；后期受海外供需關系改善和物流航運的逐步恢復，國際原油、鐵礦石、銅等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落，7月PPI同比已經回落至4.2%。其中，上游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價格、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價格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價格均環比下降。程實認為，中國 PPI 將繼續延續回落趨勢，PPI-CPI 剪刀差料繼續收窄，下游企業利潤情況有望得到持續改善。

產業鏈供需兩端依賴所產生的對外貿易困局。程實指出，制造業出口國貿易順差縮小是為表象，以量補價與價格傳導的機制受阻是為渠道，而產業鏈供需兩端對外依賴程度則是底層原因。此輪疫情引致的新供給沖擊從物理層面(供應鏈受阻)與心理層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在從舊均衡點向新均衡點移動的過程中，要素進口依賴國因供應鏈瓶頸和貿易保護主義(如大宗出口國的能源保護和糧食保護主義)難以獲得生產原料，不得不面臨生產資料價格高企。隨著全球滯脹格局進一步固化，今年一個突出的背景是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持續緊張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宏觀上的直接體現是持續走高的通脹。以成本推動為主的結構性通脹與地緣政治動蕩造成的生產側失序，使得生產資料進口依賴國進口商品價格比出口商品價格上升更快，貿易條件隨著通脹抬升而惡化。從需求端來看，跨境物流受阻會影響外貿訂單交付，貿易保護主義會迫使最終產品進口國尋找其他國家制造品替代或者是本國制造替代。然而，作為消費全球近三成左右能源的中國，一直把能源安全放在首位，尤其是減少對于進口能源的依賴，采用多元化供應渠道，于陸地(中國—中亞油氣管道、中俄輸油管道、中緬油氣管道)與海上建設油氣管道，避免對中東油氣的過度依賴。雖然短期改變能源進口依賴并不能一簇而就，但低碳節能以及風光發電、核電等可再生清潔能源的探索與開發值得努力。不僅如此，中國產業鏈完備、門類齊全且獨立完整，是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健全的國家，中下游供應鏈國產替代空間廣闊。長期來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科技創新是改變能源結構，提升供應鏈產業鏈安全的最終解決方案。不僅如此，科技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也有助于提升終端消費品粘性與產業鏈上技術粘性，從而改變“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加工型貿易的產業布局，最終以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拓寬內外市場需求帶動產業整鏈發展。

長期擴張的財政政策造成貿易平衡扭曲。程實分析，本國財政政策會對貿易平衡產沖擊效應，無序的擴張性財政將加劇貿易失衡，導致財政與貿易“雙重赤字”效應。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采用擴張性財政希冀刺激經濟實現復蘇，然而長期的擴張性支出短期增加了各國的債務負擔，長期則透支了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加劇了貿易失衡。自疫情爆發以來，主要經濟體普遍再一次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刺激性的財政政策相結合。例如，美國超過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超過美國2020年GDP總量的40%，是2008年美國應對金融危機1.9 萬美元財政刺激規模的近5倍；英國超過6800億英鎊的財政刺激措施，日本近200 萬億日元經濟刺激計劃。疫情初期，大量涌入的流動性雖然推高了股市，形成經濟失速陰影下的資本盛宴，但潛在的問題卻在潮水褪去之后逐漸顯現。一方面，政府債務比重突破門限值后，不僅對于經濟的助力呈下降趨勢，而且有著推升通貨膨脹的作用；另一方面，長期且過度擴張的財政將惡化貿易平衡條件，尤其是在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的經濟體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貿易平衡的沖擊強且影響時間久。因此，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緩、對外出口增長下滑、貿易條件惡化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困擾，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合理地實現兼顧與平衡，而這也恰好能夠說明為什么在外圍波動紛擾之際宏觀審慎政策的必要性與有效性。新供給沖擊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需求側政策效力有限，沒有一勞永逸之策，而宏觀政策的制定只能夠針對現實情況，兩害相權取其輕。目前，美國“脹”的壓力大于“滯”，則加息收緊貨幣政策仍是第一要務。然而，中國“滯”的壓力強于“脹”， 則穩經濟政策靠前發力。同時，對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宏觀政策刺激力度與可持續性的長期平衡，對外長期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兼顧短期復蘇與長期穩定，協調國內發展與國際合作，才能夯實中國外貿發展、呵護長期經濟增長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