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越來越科學化，科學越來越藝術化，兩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將在山頂重逢。”居斯塔夫·福樓拜在十九世紀如此展望藝術與科技的超鏈接形態。
毋庸置疑，處于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正從微觀層面撬動一切，連帶效應之一是數字時代的時空觀與感知產生了變形。與此同時，廣義的“數字文化”應運而生，其包含不同的藝術實踐、形式構造以及美學觀念等，涵蓋了諸如賽博文化、信息社會、新媒體等相對具體的概念。無論是數字技術、數字時空，還是數字文化框架下的公共藝術，最終都要歸于社會與文化歷史進程中的藝術更新。
數字技術更新帶來的變化，影響了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的形態。公共藝術所倚重的空間物理邊界正變得越發弱化，“技術語言”在其中扮演了打破觀眾和藝術作品之間“安全距離”的重要角色，它構建了作品與觀眾之間新的交流方式，最鮮明的特質是連結性與互動性。生活節奏的加快，使人們更愿意接受通過互動和體驗來感受藝術場景、思考藝術理念，而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藝術的性質，藝術的先鋒性與啟發創新的效應不斷增強。在智慧時代，數字和虛擬必然成為藝術館應有的特征之一。那么，展館應如何以藝術與科技的跨學科方式成為這個碎片化時代的超鏈接者呢？
數字藝術互動參與式特點使它極易成為公共藝術的重要一部分，并影響到城市居住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新展覽時代是體驗的時代，也是各種新媒體藝術展覽、數字藝術類型展館火爆的原因。
數字藝術展覽吸引拍照、引爆流量，強調多重感官的“沉浸式”，成為新媒體藝術展一種特別的審美感受。當下，眾多城市極力推廣的沉浸式展覽良莠不齊。當展覽強調出片效果而忽略藝術作品本身內容思想的傳遞時，這樣的速食類網紅展偏離了藝術展的本質。當所有藝術展用此作為營銷噱頭，數字藝術展覽也就淪為商業利益的“工具”。
為此，我們應該思考，作為一個影響城市品牌與形象的數字藝術展館，要如何創作出更好的內容與具有層次感的體驗？它不應該只是消費市場中的藝術快消品。
先鋒藝術的在地性探索。如果說工業革命時代下城鎮化的現代生活方式疏離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原本存在的一種物理性關系，那么在信息時代，這些原生關系則被進一步擊碎了。一座城市在滿足人們物質需求的同時，應當創造出人與城市精神交流和溝通的原點，營造一個多元文化競相發展、相互交融的環境，使城市拓展為獨具特色的空間載體。而藝術現象也往往集中發生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和地區，世界上的藝術之都巴黎、紐約、倫敦，國內的北京、上海、香港等，無一不是藝術得以蓬勃生長的土壤，但對于先鋒藝術尤其是新媒體數字藝術來說，何種類型的城市才是它扎根之地呢？
從新媒體藝術的本質來講，其發展脫離不了數字技術革新，成熟的作品擁有其他藝術類型所不具備的科學底層邏輯、復雜的構成、龐大的運算、計算機系統和算法的更新，如同傳統藝術對媒材的依賴，數字藝術對科技的依賴也可見一斑。這種特性一定程度上圈定了它的生存邊界——科技資源密集型城市。這類城市發達的高科技制造能力是新媒體藝術最好的土壤，它們獨有的開放精神與先進新文化形態，使得其能夠用藝術介入助力城市更新，以前瞻性的眼光、站在當代國際公共藝術發展的前沿，思考數字公共藝術塑造新的城市美學生活和文化的巨大可能性，這也將成為新興科技型城市在后居住時代受到人們青睞的名片之一。
數字藝術展館的運營之道。如何有效地開發、利用和整合現有的資源來實現經濟與藝術之間的轉化，成為在地性先鋒藝術生態發展的一大課題。與歐美相比，國內的新媒體藝術藏家基礎較為薄弱，能夠大量收藏作品的私人藏家更是鳳毛麟角。在2021年《藝術新聞》（ARTNews）公布全球排名前200位的藝術品藏家中，華人藏家占據了34個席位。這些藏家的收藏雖然大多以現當代藝術品為主，但只有王兵、喬志兵和K11 掌門人鄭志剛對新媒體領域有規模較大的集中關注。這也映射了數字藝術市場的薄弱，無論在價值認知、保存成本，還是在藏家基礎、市場機制和價格等方面都處于弱勢，這要求以數字藝術為主要內容的展館的運營方必須擁有專業的運作策略和富集的藝術資源。
具有長期運營需求的數字藝術展館需要整合當地文化界、藝術界、城市規劃與設計界等共同參與，可以采用 EPC+O（設計采購施工+運營）總承包的全生命周期模式來提高項目運營效率，降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探索“線上引流+線下聚集”的運作模式。線上通過微信公眾號、微博超話、mars、小紅書、抖音等媒體渠道統一發布品牌介紹、最新活動、展覽等訊息，線下利用運營方自有資源，聚集新媒體藝術家、學術團隊、藝術IP和技術平臺等陣營形成先鋒藝術矩陣。
筆者發現，展示館行業在研究傳統與現實的同時，也需關注未來學、控制論、賽博悖論、人工智能、奇點、量子力學等前沿話題，在跨學科的語境中探討“技術語言”對“后人類社會”的影響，在展館作為藝術載體的基礎下嘗試“數字空間”對城市邊界的突破。未來，數字藝術展館也許可以成為撬動城市活力的隱形支點。
（作者系上海風語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總策劃師）